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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一 在当今中国进行刑事和解的探索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世界轻刑化的大势所趋,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尤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一方面,刑事和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也要求刑事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需要。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桑东辉     发表于: 2006年4期     

中国刑事和解的独特功能——以刑事案件“私了”问题之解决为起点的分析

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肖仕卫,马静华     发表于: 2010年2期     

两岸刑事和解制度比较

受世界范围刑罚轻缓趋势的影响,近年来海峡两岸刑事和解制度蓬勃发展。台湾地区采用了立法为先、逐步完善的形式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其先后设立的缓起诉制度和协商程序是典型代表,刑事和解体现出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间接和解特点。大陆地区由于近年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首先带动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改革热情,各地区展开了广泛的试点实验,这些实验形式多样,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有待于立法上的完善。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孙维萍,邢鹏虎     发表于: 2010年3期     

刑事和解制度与工作机制主题论坛征稿

《中国刑事法杂志》编辑部拟于近日召开刑事和解制度与工作机制主题论坛,现将参考题公布如下,欢迎投稿。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发表于: 2009年10期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王作富,但未丽     发表于: 2007年2期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和解——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

【正】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犯罪人关系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性司法模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人权,实现诉讼和谐与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作为刑事和解程序的一方当事人,通过有效参与和解过程,有得也有失。我国应当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理念来规范司法实践中"自生自发"的刑事和解行为,构建"中国模式"刑事和解制度。本文拟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来源:刑事法评论      作者:兰耀军     发表于: 2008年1期     

刑事和解的刑事法治价值

【正】目次一、有效地缓解程序正当化危机二、克服刑罚的有限性三、有利于减少死刑,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并促进死刑制度改革四、减少刑事司法腐败近年来,不仅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关于刑事和解的研究与探讨,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单独或联合其他有关


来源:刑事司法论坛      作者:武小凤     发表于: 2008年1期     

中国古代刑事和解探析

【正】目次一、"刑事和解"之古代文化意蕴二、古代刑事和解案件种类(一)官府允许和解的案件之典型种类(二)官府禁止和解的案件之典型种类三、古代刑事和解原因分析(一)官府认同刑事和解之原因(二)民众选择刑事和解之原因四、古代刑事和解借鉴与启示(一)对和谐关系的重视是古今刑事和解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二)和解目的:恢复关系、金钱赔偿与减免刑罚之间的利


来源:刑事司法论坛      作者:葛琳     发表于: 2008年1期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在我国,以新刑法为标志的现代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导入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这是"中国国情"使然。就国家应对犯罪的策略或刑事法律具有的社会治理效能而言,适合"中国国情"的就是符合刑事法制一般作用规律和基本价值倾向的。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具体保障制度之一。刑事和解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就是刑事政策调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产生的过程。从规范刑事法学、社会刑事法学与价值刑事法学理应存在融通、协调之处的视角,刑事和解契约观与刑事和解修复观可以水乳交融。我国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实为解读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黄京平     发表于: 2011年7期     

刑事和解达成中的当事人因素

刑事和解各项价值功能发挥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从逻辑上看,当事人之间的一项和解最终能否达成,需要经过启动和解和进入和解后的谈判协商两个阶段。在以上两个阶段中,当事人的主体性因素对和解的开始、进展乃至最终的结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促成和解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出发,司法机关对此应当予以重视。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李蓉,穆远征     发表于: 2012年4期     

刑事和解几个问题思辨——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相关内容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把刑事和解作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性文件、内部工作制度等形式探索开展了刑事和解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并写入了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和实践的有关问题仍存不同理解或争议。刑事和解有其存在的依据和必要性,但应统一认识和理解;刑事和解并不背离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但应当限定适当的案件范围和诉讼阶段,不能将刑事和解泛化。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张书铭,张晓晓     发表于: 2011年11期     

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

通过对近期发现的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基层法律档案文书——龙泉司法档案考察发现,官批民调制度广泛存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案件中。晚清民国刑事案件的官批民调制度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官批民调制度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和阐述了刑事和解第三领域存在的背景与原因。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官批民调对于全能主义国家转型的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刑事和解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张健     发表于: 2013年4期     

刑事和解适用问题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刑事和解的"合法性"、适用的程序以及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的主要问题。对广东省三类地区在刑事和解范围、条件、主持者、参与者、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设计宜粗不宜细;和解的主持者可采取公安司法机关为主,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辅的模式;和解范围应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区别对待。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马婷婷,何国强     发表于: 2012年3期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2006年7月21日至22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检察官协会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召开是在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探讨刑事法治和谐建设的一次实践,受会议邀请,来自全国检察院、法院、公安、律师界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教学与科研单位的学者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黄京平,甄贞,刘凤岭     发表于: 2006年5期     

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刑事和解在实践中被大胆运用。为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可考虑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架构下,将刑事和解纳入刑事诉讼法,与已有的相对不起诉制度结合,建立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刘命信     发表于: 2008年4期     

刑事和解机制的建构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作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一种阶段性表现形式,刑事和解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突出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实行刑事和解具有正当性,应尽快完善立法、落实量刑建议权、建立公益机构,设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加强宣传教育等机制建设,以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顺利推行。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王文生,刘平     发表于: 2008年4期     

论公安刑事和解的检察监督机制

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诸如和解范围混乱、以和解名义私了、强制和解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法律规范不足和监督机制缺位,因此应当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进行检察监督,力争使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走向正规、可控,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的制度功能。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邓学平     发表于: 2008年12期     

律师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

刑事和解的诉讼构造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即"司法机关—加害方—被害方"的必要构造模式和"司法机关—加害方—被害方—调解人"的合理构造模式,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不宜同时作为调解人出现,调解人应在律师等民间人员中选任。律师在和解构造中有两种角色,一是作为辩护人、代理人参与和解,在和解程序的启动、协商、监督中发挥作用;二是作为独立调解人主持调解,在多数情况下比普通人民调解员的主持更为适宜。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已有制度框架内,建立律师独立调解人制度,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作者:赵运恒     发表于: 2012年3期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已经成为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广为实践探索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但由于缺少法律依据,程序适用上的不协调问题比较严重。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呈捕以及审判阶段如何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探完了如何防止刑事和解中滥用检察权的途径,以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以及刑事司法改革的顺利开展。


来源: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辽宁省刑     发表于: 2008年1期     

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轻微刑事案件,其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的理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却缺少配套措施,以致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就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区矫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改善社区矫正的效果.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可谓互为条件,相互促


来源: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刑事和解与检察职能》课题组     发表于: 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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